⒈ 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程序，对于所有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侦查行为，诸如逮捕、羁押、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应当由法官发布司法令状。当然，如果存在“紧急情况”，侦查机关也可自行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但必须在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向法官报告，由后者在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作出相应的书面裁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该裁定不服，应当允许其向原作出强制措施的法官提起旨在解决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申诉，由法官通过开庭的方式来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决。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设想赋予被告人对于该裁决的上诉权。这就使侦查活动纳入“诉讼”轨道，从而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
⒉对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予以调整，确立审判权（司法权）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这就要求废止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 “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上述两原则的最大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具有的权威地位和中立形象，使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法院成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的三大司法机关。而且，让法院和公、检配合，也有损于现代法治国家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形象。法院作为公正的司法裁判者，应当对国家和被告人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袒。“公、检法配合原则”的要求，无疑使法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混为一谈。如果让这样的法院来承担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任务，其效果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可能有实质的区别。
⒊实行检、警一体化，并由人民检察院领导，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工作。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对公、检打击犯罪的手段进行了限制。为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既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又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必须对现行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关于检警一体化的具体设计，可考虑：⑴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确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使之更具准确性、权威性，以保证刑事追诉活动能持续高效率运作。⑵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中分离出来，划归检察机关领导和管理。〔4〕
⒋改革现行法官的选任制度，实现法官的社会精英化。因此，要使司法真正能够成为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庇护者，从而能够对从属于政府的侦查机构进行独立的司法控制，“重要的在于，为司法独立提供坚实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应力图使司法阶层成为一个足以向政治社会施加反影响的集团。同质一体将确保它的团结。而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流俗的度超越将更强化它的决定的权威和效力，与社会之间形成这样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5〕
目前，我国法官群体的现状，令人堪忧。湖南省高院副院长周效和曾撰文说，“就全国而言，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一半”。〔6〕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官选任制度。大体上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的经验，即法学毕业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合格者再接受专门的司法训练，毕业后才有资格被提名或任命为法官。也可以学习英美，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与此相适应，法官的数量也应受到合理的限制，法官的薪水待遇必须提高，以使法官享有更大的尊重和威望，从而吸收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职业中来。
⒌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以使司法权能够在法庭审判阶段继续对侦查权的合法性进行事后控制。尽管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类似的规则，但范围乃嫌狭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威性也不够高。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取证，而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并未涉及。立法上的不足以及司法解释的不统一，势必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在刑诉法修改或制定证据法时，应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予以确立，即对于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通过刑讯逼供行为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还是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都应当全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法庭调查。如果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
⒍ 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机构实施的拘留、逮捕措施没有实现程序上的分离。按照西方各国的做法，逮捕只是作为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的手段。逮捕后必须“毫无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法官，由后者通过开庭的方式作出是否羁押、保释以及羁押期限的裁定。这种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7〕在我国，也应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并且拘留、逮捕后是否羁押以及羁押期间的长短均由法院决定。据此，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如果对有关羁押的决定不服，应有权申诉，原作出羁押决定的法院受理后，应当及时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作出裁定。如对该裁定不服，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还应有权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应当就羁押是否合法与正当作出最终的裁判。
㈡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及保障
⒈赋予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偿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沉默权规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紧密相关的。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宣布有罪前都认为无罪，因此，为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由追诉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无此义务，也就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必然导致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自我归罪。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认有罪是不人道的，也是违背人性的。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这不仅是现代举证责任原理与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要求，而且是避免自陷其罪的自然法则的要求。犯罪嫌疑人有辩护权，却无不说话（即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而侦查人员获取嫌疑人口供的本能，秘密主义侦查模式以及嫌疑人的人身受到侦查机关长时间的控制，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这一妨碍诉讼主体地位实现的大敌横行。因此，确立沉默权规则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要求。
⒉加强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的核心权利，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实现辩护权的基础。然而，如前所述，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却因种种限制后困难重重。针对这种现状，应排除各种障碍，使律师的自由会见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调查取证权成为现实。
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实现还有赖于律师制度的发达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公平，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建立侦查阶段法律援助，使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延伸到侦查阶段。建议建立这样的法律援助，一是应规定对无力或无法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义务；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三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列入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四是规定律师履行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并以此作为律师事务所、律师管理部门年检注册的审核项目之一，以强化律师的社会责任。
⒊赋予证据保全请求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可见，立法同时肯定了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的调查取证权，但《刑事诉讼法》对法官的调查权做了限制，且仅限于庭审阶段。实际上，刑事诉讼中取证活动多由侦查机关进行。但在实践中，基于追究犯罪的本能驱动，侦查人员更多地关注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有时怠于收集甚至故意隐匿，致使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遭到毁损甚至来失。这不仅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活动极为不利，而且也妨害了案件真实的发现。从实现证据收集的全面性以及强化辩护权出发，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侦查机关取证的偏颇。而犯罪嫌疑人无强制“侦查权”，受聘律师又无取证的权利，为此，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证据保全请求权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当侦查机关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疏于收集时，犯罪嫌疑人首先有权向侦查机关申请证据保全；当侦查机关不予注意并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时，犯罪嫌疑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证据保全的请求由专门的审查法官而不是庭审法官审查。审查法官有权命令侦查机关进行证据保全或直接进行证据保全。由审查法官审查，可以避免审判法官的先入为主。受聘律师亦应有权申请证据保全，这是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辩护权的重要保障。
⒋加强人身自由权的保障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的被羁押率很高，实际羁押时间亦较长，而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这些非羁押措施未能得到充分适用。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多被限制与剥夺的现状，与现代无罪推定原则以及人权保障思想相背离。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审前羁押是必要的，但应坚持必要性与比例性原则，避免不必要的羁押给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以及给国家带来人力、财力的浪费。为此，一方面公安司法人员应转变观念，增强人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应逐步完善非法羁押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审制度，充分利用非羁押手段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具体而言：
⑴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受任何非法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当务之急需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就是取消检察机关的批准、决定逮捕权以及弱化公安、检察机关的拘留权，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制度。
⑵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知逮捕，羁押理由的权利。法律应规定，公安、检察机关依法实施逮捕后，应当在短时间内告知被逮捕人逮捕的理由以及法律与事实根据，并应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
⑶ 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及时带到司法机关的权利。公安、检察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及时将其带到法院，由法官审查是否需要羁押。被逮捕人有向法院提出控告侦查人员实施非法逮捕的权利。如前所述，关于将被人带至法院的期限，国际准则并没有具体规定，而往往表现为“及时”，但各国均有明确的规定。对此，我国亦应规定一个适宜的期限，如24小时或者48小时（特殊地区可放宽至72小时），但这一期限并不能用来对抗及时原则。
⑷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暂时被释放的权利。审前羁押的目的原本是防止被指挥人实施妨碍诉讼的行为或重新犯罪，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但从保障人权的高度，应避免不必要的羁押，使羁押成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为此，应建立、完善无条件释放及取保候审（可改造为保释）制度，以保证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非羁押状态下等待审判。
⑸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应制定具体的规定来保护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权利。可以设想，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羁押期内可以随时向专职审查法官提出因羁押不合法或羁押理由消失而要求释放或取保候审的申请。专职法官应尽快审查并做出决定。专职法官亦应每隔一定时间主动审查羁押一次。
⑹ 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合理时间内接受审判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同时规定羁押期满应当解除羁押或者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有利于保护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合理时间内接受审判的权利。将羁押期限限制在“合理时间”内，是我国立法要解决的课题，而在实践中，必须严守法定的羁押期限。
⑺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因受错误羁押获得赔偿的权利。我国1994年制定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对被错误拘留或错误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赔偿做了具体规定。为适应逮捕司法令状主义改革，《国家赔偿法》也应予修改。修改涉及的内容包括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等。赔偿义务机关应为做出逮捕与羁押决定的法院，应在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负责审查赔偿案件。此外，国家还应设立专项的赔偿基金，列为国家财政预算。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休息权、医疗保障权等，亦应于以切实保护。
国际司法准则规定的被羁押者应享有的待遇，立法亦应予以有效保障。主要包括：⑴关于反对断绝与外界接触的拘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1条第2款规定：“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实践中，侦查机关以种种借口不履行这一义务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当切实保障被逮捕人这一待遇的享有。⑵关于接触家庭成员及其他人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亦应做出明确规定并予以保障。⑶关于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待遇。对被羁押者的[注释]
⑴〔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⑵〔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⑶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t〕，法学研究1999（1）
⑷郝银钟，检察权质疑〔t〕，中国人民大学报1999（3）
⑸慕槐，对法官施加影响〔t〕，法学研究1994（3）
⑹转引自贺卫方，司法的制度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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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4）
⑶丁志鹏，论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完善，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5）
⑷冯涛，论我国侦查阶段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1）
⑸陈卫东、刘计划，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7）
⑹陈永革，论被追诉者诉讼权利保障，社会科学研究，1999（5）
⑺冯春萍，论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8（6）
⑻万毅，程序正义的重心，刑事侦查程序论，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3）
⑼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这一权利尤应予以保护。应制定完善的措施以防止刑讯逼供及实现对刑讯逼供者法律责任的有效追究。我国应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上述内容的立法，切实保障被羁押者应享有的待遇。